公案小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类型，其叙事模式有着鲜明而稳定的特征。这一模式不仅塑造了传统司法故事的骨架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世乃至当代的通俗叙事，甚至在网络时代的侦探吧里，仍能看见其深远的投影。
其核心模式首先体现在固定的人物角色配置上。清官（如包拯、施仕纶）作为绝对核心，往往是智慧与道德的化身，兼具司法官与侦探的双重职能；他们身边常有一位或几位副手（如师爷、护卫），负责调查与执行；而受害者、罪犯与证人则构成案件的基本人物网络。这种配置确保了叙事功能的明确与高效。
其次，情节结构遵循着高度程式化的“发案—审案—结案”三段式。故事通常以一桩奇案或冤案开始，迅速引发悬念；中间经过清官的微服查访、逻辑推理，甚至借助鬼神托梦等超自然力量获取线索；最终在公堂之上通过审讯、对质，使真相大白，善恶各得报应。这一过程强调案件的破解与秩序的恢复，满足读者对“天道昭彰”的心理期待。
在叙事手法上，公案小说多采用全知视角，但信息对读者和清官是同步释放的，引导读者一同解谜。悬念的设置往往依赖于案件的离奇性或罪犯的狡诈，但破解过程有时依赖于偶然或超自然因素，这与现代侦探小说严格依靠逻辑与实证有所不同。其环境描写通常服务于情节，公堂的森严、案发现场的异常氛围被着重渲染，以强化故事的司法严肃性与神秘色彩。
公案小说的主题思想紧紧围绕儒家伦理与法律观念展开，核心是宣扬“天理昭昭，法网难逃”，维护封建社会的道德与法律秩序。清官的形象寄托了民众对司法公正、惩恶扬善的理想，而最终的圆满结局则是对这一理想的肯定和强化。这一模式之所以历久不衰，正因为它深深契合了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渴望。直到今天，在各类侦探推理作品中，我们依然能看到清官演变为神探，冤案转化为谜题，那“正义必得伸张”的深层模式，依然在侦探吧的无数讨论与创作中焕发着新的生命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