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色如墨，雨滴敲打着事务所的玻璃窗，发出单调而规律的声响。我，江户川柯南，或者说工藤新一，正对着一份看似寻常的委托信皱眉。信的内容无关复杂的暗号或血腥的预告，只反复提及一个地点与一个时间，落款处画着一只扭曲的乌鸦。这让我感到一种微妙的不适，仿佛某种冰冷的东西顺着脊椎爬了上来。是的，每个侦探都有他的忌讳，而我的忌讳，恰恰与这种刻意营造的、充满仪式感的“邀请”有关。
我厌恶将犯罪视为艺术表演的凶手。那些精心设计的舞台、充满象征意味的道具、对“观众”的刻意挑选，都让我从心底感到排斥。推理是为了揭露真相、捍卫生命与公正，而不是参与一场由疯狂导演的戏剧。服部平次曾半开玩笑地说我在侦探吧里是最扫兴的那个，因为当别人为诡计的奇巧惊叹时，我总更先看到那背后的残忍与对生命的漠视。他说得对，我无法欣赏这种“艺术”，这是我的原则，也是我的枷锁。
眼前的委托信，字里行间都透出那种令我反感的“仪式感”。它没有直接陈述冤屈或请求，更像是一份考卷，甚至是一张戏票。这让我想起那些以挑衅侦探为乐的对手，他们将鲜活的生命化为谜题的一环，将沉重的真相轻浮为智力的游戏。我合上信纸，指尖冰凉。灰原哀在一旁整理资料，淡淡瞥了我一眼：“又是那种‘风格鲜明’的案子？你的表情比看到组织代号时还难看。”
我沉默。她总能一针见血。面对黑暗组织，是明确的敌我对抗，是生死一线的危险；而面对这种“表演型”犯罪，则是一种精神上的消耗与污染。你需要先理解凶手的扭曲逻辑，才能拆解他的布局，这个过程本身就像在泥沼中行走。但我也知道，正因为厌恶，才更不能回避。凶手的“表演”需要观众，更需要一个能“看懂”并最终“拆台”的对手。如果因为个人的忌讳而却步，那便等于纵容了这场悲剧的上演。
窗外的雨更急了。我打开电脑，开始检索与信中地点、乌鸦符号相关的信息。忌讳是内心的警铃，提醒我前方是精神的雷区；但它从不是停止脚步的理由。恰恰相反，它让我更加清醒。我要用最严谨的逻辑、最确凿的证据，去击碎那套自诩高明的戏剧框架，将凶手从他自己搭建的“艺术神坛”上拽下来，让他直面法律与正义最朴实、也最冰冷的面孔。这不是他期待的“对决”，这只是真相对罪恶的例行审判。想到这里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将那份不适感压入心底，转化为专注的燃料。夜晚还很长，而谜题，已经开始转动它的齿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