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公室里烟雾缭绕，老张掐灭第三个烟头，把卷宗推到我面前：“小子，跟紧点，多看多学，别添乱。”我喉咙发紧，用力点了点头。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大案，搭档是队里公认的“大神”，传说中没有他破不了的悬案。
现场血腥而混乱。他却不急，像逛菜市场般踱步，目光掠过角落的碎玻璃、窗台模糊的印子、地上并非血迹的褐色污渍。我举着相机茫然四顾，忍不住小声嘀咕：“这能看出什么？”他蹲下身，用镊子从沙发缝里夹起一根小半截的、与众不同的纤维，对着光仔细看了看，没回答我，只说了句：“记下来，位置，形态。”
回去的路上我昏昏欲睡，他忽然把车停在老城区一个旧书报亭前，买了两瓶水，跟摊主——一个缺了门牙的大爷——聊了足足二十分钟天气和孙子。回到车里，他拧开瓶盖：“凶手对那一带很熟，但不是常住的居民。熟人作案，但有强烈的表演欲。”我愕然，他仿佛看透我的心思，指了指报亭斜对面一个不起眼的摄像头，“那片老社区，只有这个‘眼睛’还能用。生人避不开，熟人不留意。”
线索像散落的珠子，在他手里渐渐串成线。那根特殊的纤维指向一家小众的工作服厂家；窗台的印子经还原，是某种特定工具箱的独特棱角；而他从旧报纸堆和社区老人的闲谈里，拼凑出一个消失多年的关系人。我跟着他排查、蹲守、核对海量数据，目睹逻辑如何从迷雾中显形。深夜的办公室，只有键盘声和翻纸声，我在侦探吧泡了三年学来的那些皮毛理论，在真正的实战面前苍白得可笑，却也因亲眼所见而变得鲜活滚烫。
收网那天凌晨，暴雨如注。当嫌疑人在他平静的讯问下心理防线崩溃，嚎啕着说出那个我们都已推演出的地名时，我忽然明白了“带上我”的真正含义。那不仅是身体的跟随，更是思维的被引领。他推开笔录，揉了揉发红的眼睛，第一次对我露出点类似笑意的表情：“还行，没喊累。明天报告你写初稿。”
窗外的天开始泛灰，雨势渐歇。我握着发烫的茶杯，看着桌上即将合拢的卷宗，心里那点因敬畏而生的距离感，悄悄化开了一角。路还很长，但第一步，总算踏实地迈在了他踩过的脚印上。